海外留学成本上涨 如何上个“更便宜”的学?******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梁欣雨
近年来,不少家庭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相比国内就读,国外留学的学习与生活开支高昂,对一般家庭来说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在选择留学时,留学成本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近年来,国外留学费用一直呈上升趋势。除了不断上涨的学费,住房、食物、交通、书籍等与生活有关的费用也受物价上涨的影响而提高。
欧美地区大学学费上涨较快
大学学费是留学总费用的主要构成之一。由于疫情导致各国经济较低迷,疫情期间的食物原材料、住宿等运营成本也全面上涨,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其他经济衰退因素的压力,多数学校不得不上涨学费。近年来,许多留学生家庭都感受到了学费上涨的压力。
欧美地区的大学学费上涨较快。以英美两国为例,根据U.S. News的年度调查数据,在2022-2023学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大学平均学费都有所上涨,私立大学的平均学杂费更是上涨了约4%。今年年初,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宣布:2022-2023学年的学费增加4%,本科生就读年成本将上调至77034美元,其中学费为57693美元。2022-2023学年,耶鲁大学的本科学院就读总成本上涨至80700美元,相比去年77750美元,涨幅约为3.8%,其中学费为62250美元。
英国各院校专业每学年的学费平均增长了1000英镑,部分院校对热门专业的学费进行大幅上调。牛津大学2022年秋季国际生学费比上一年上涨1000-1500英镑,而2023年学费则比2022年暴涨1000-5000英镑。热门专业的学费,材料科学暴涨至44240英镑/年,涨幅5230英镑;政经哲专业学费35080英镑/年,涨幅5580英镑;临床医学学费52490英镑/年,涨幅3890英镑。剑桥大学的医学专业学费已接近6.4万英镑/年,较去年涨幅接近3000英镑,是英国大学里学费最高的专业。
加拿大高等院校的学费一般低于英美澳等国家,学费多少取决于院校、学位、专业、是否为国际学生等。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2022-2023学年大学学费报告,加拿大本科生的平均学费为6834加元,比上一学年增长约2.6%。加拿大研究生的平均学费为7437加元,比上一学年增长约1.7%。在加拿大所有省份中,诺瓦斯科舍省、安大略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研究生学费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42.4%、26.2%、34.4%。对于国际留学生而言,近年来的平均学费持续增加。以本科为例,2002年时,国际生学费仅是本地生学费的2倍左右;如今,国际生学费已达到本地生学费的4.2倍。
生活成本高受物价上涨影响明显
留学生们的生活成本受通货膨胀影响明显,物价上涨是影响留学生们生活开支的重要因素。以加拿大为例,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2021年4月到2022年4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了6.8%,加拿大人购买食品的费用增加了9.7%,这是自1981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住房成本也以1983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上涨。
对于留学生而言,生活费用占比较高的部分是房租。以英国为例,2022年,受访学生的平均月租金为455.4英镑,虽然相较去年下降了12%,但租房支出依旧高于中国国内房租水平。曼彻斯特的房租最贵,平均每月需要556.5英镑,其次是考文垂、布里斯托、埃特伯雷,这些城市的平均月租金都超过了500英镑。
生活成本的高低还受到留学生们常住的地段和个人消费习惯的影响。例如,在澳大利亚,与黄金海岸和堪培拉等城市相比,悉尼和墨尔本地区的生活费用对国际学生来说要贵得多。在悉尼留学的段同学说道:“如果你平时在国内花钱比较大手大脚,衣服化妆品经常换,那么出国的话就会觉得生活开支变少了,因为国外的奢侈品、化妆品打折得很厉害。如果本身在国内就比较节俭,出国后的消费也是基本的衣食住行的话,反而会觉得生活开支变大了,因为国外所有的消费一旦换算成人民币和国内比较就会贵很多。”
国外的吃、住、行等基本需求的开销比国内要高许多,为此,许多留学生改变了部分生活习惯。英国华威大学的小陈介绍道:“英国的打车、公交、外卖费用都不比国内便宜。在国内坐一次公交大概花2块钱,但在英国坐一趟单程的公交大约要花2镑,相当于人民币16块。”出国前,学生们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不过半小时,就可以花合适的价格购买到想吃的丰盛外卖。然而,国外的外卖却不似国内的外卖般物美价廉。“国外点一顿外卖至少得十几镑,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而自己做饭估计只需要花3镑到5镑。”
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开销,还有一些无法预料、意想不到的非固定生活支出,例如初到留学国家准备生活用品的费用、医疗保险消费、外地旅游消费、每月的水电煤气费用等。特别是在今年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下,冬天到来,供暖费预计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m认为,今年冬天英国能源账单的增长速度可能将超出此前的预测。
降低成本,学生与家长有话说
在留学成本日趋提高的当下,留学生与家长们是怎么应对的呢?
尽可能在国内就通过语言考试。现在国外很多大学都为留学生设立了语言课程。然而,在海外就读语言课程意味着增加了留学生的留学时间与花费,因此,留学生们最好在出国前就打好语言基础。在加拿大留学的阿豪同学的妈妈也建议:“要提前做好准备,雅思在国内就要通过,不要留到国外再补齐语言技能。”
关注学校政策,努力争取奖学金与助学金。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2021-2022年的学杂费标价为56010美元,但学生在获得助学金后,当年的平均学费约为16562美元。哈佛大学为55%的本科生提供了平均62613美元的按需奖学金或助学金。
英国也有部分高校有奖学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中国区主任包迈岫介绍:“有很多奖学金正在为国际学生颁发,以此鼓励学生的多元化学习。”例如,2022-2023学年就有18所高校为中国学生提供26个非凡英国奖学金名额,并鼓励中国学生申请。
选择“性价比”高、投资回报率高的学校与专业。包迈岫表示:“英国的本科课程通常只有三年,而研究生课程通常为一年,因此学生可以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更快地进入工作岗位,就投资回报而言,这是一项巨大的投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选择。”
在留学城市勤工俭学。目前,中国留学生可以在部分留学国家通过兼职、带薪实习、担任助教、在网上售物等方式获得部分经济收入。不过,虽然勤工俭学成为不少留学生增加收入的普遍选择,但学生们的收入基本只能满足日常开销,且勤工俭学是对个人时间安排的考验。在英国伦敦的小徐介绍道:“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中餐厅或中超做兼职,但全职还是比较少的,毕竟出来留学不能本末倒置。”
如果外卖贵却吃不饱,可以选择在学生食堂就餐。以德国为例,德国各大城市设立的学生食堂的食物价格便宜,种类齐全,是经济实惠的用餐选择。当然,如果留学生们想要在国外吃得又便宜又健康,还符合自己的口味,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自己做饭。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学的小梁表示:“在这里一顿外卖比国内贵很多,所以自己做饭最省钱。”如果选择在距离学校远的地方租房,经常打车将会有一笔不菲的交通费用支出。因此,她还建议平时少打车,用好公共交通。“我一般会摸清楚当地的公交和地铁线路,合理运用这些交通工具也能省下一笔钱。”
即使目前留学受成本高涨的影响,家长们依旧愿意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出国留学。在加拿大就读的留学生阿香的母亲介绍道:“我们家在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的时候,不会因为留学成本问题就放弃某一个地区或学校。只要是孩子想去的、未来前景好的学校和地区,我们都会全力支持。”家长们希望孩子在外安心学习即可,不用过分担心成本问题,“孩子出去留学肯定是以学业为主,我们也不希望孩子因为经济开支问题边上学边打工。”
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的语境藩篱,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更是难点所在。“软件”是传播内容,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的标准是跨文化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是必须面对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直接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增加亲和力。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的理念,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的多种可能性。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新媒体上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在海外媒体上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实践经验尚有不足,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宏观铺陈、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但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的。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恢弘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热词”、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通用性不强,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的故事还是不多。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细节、见情感,要能打动人,避免套路化的叙事。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嵌入式的小故事,一句话、一张图、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的主要是“术”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是最难达到的效果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必须有“移情”的能力,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的能力。[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三、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空话不说”。[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是具体的、清晰的而非抽象的、模糊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生动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细节、现场感、生活气息、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拖泥带水。当然,简短的内涵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的广阔空间。
“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开放、自信,中华文化的简约、大气、唯美、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节日、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四、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加强外派、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网红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也是国际传播的生力军。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中国新闻社,2014.23-24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