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夜幕下的云溪桥。柴俊林摄
图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浚县泥咕咕。申小飞摄
图③:古城岁月。王少斌绘
图④:浚县民间艺人宋学海正在为泥咕咕上色。记者 王 者摄
浚县古城今貌。扈文波摄
两架青山一溪水,十里城池半入山。
豫北平原,一望无际;滔滔河水,奔腾向前。千年水涨水落,似是此起彼伏的漕运号子。
《太平寰宇记》载:“卫河、淇水合流亦曰黎水,亦曰浚水。”这里是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也是汉代的黎阳县、唐代的黎州总管府、宋代的浚州、明代的浚县……
岁月轮转,走过650余年,浚县城池虽几经变换,但那饱经沧桑的厚重却似不曾被风蚀半分,是中原地区迄今保存最好的古城之一。
过去的人们在这里生息,拿泥土夯建城墙、从泥土里种出粮食、用泥土捕捉艺术。“土”,一个平实的字眼,却绵延出一方天地,以及质朴又厚重的文化。
登高眺远
一面土城墙,讲述岁月变迁
年逾花甲的张富民,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趁晨光熹微,他赶早起床,不消几分钟,便步行至古城开始晨练。
“除去在外当兵4年,俺这辈子就没离开浚县!”张富民说着话,还咬了一口刚出炉的子馍,酥脆掉渣。张富民前些年从县志办退休,如今一有空就来老城逛逛。
“1994年,浚县入选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河南省唯一的县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张富民颇为自豪。
“走!我来带你转转。”张富民很热情,“你看,那就是古城的土城墙。”
城墙墙体是土坯,外壁加以石块,在岁月侵蚀下,略显斑驳。城墙上有很多弹孔,那是战争年代的痕迹。过去城墙夯土内芯流失,经后人多次修补,土城墙历经风霜,仍静静矗立于此,守护并见证着时光变迁。
穿过云溪桥,便步入古城西门。城门上镌有“西瞻行翠”四个大字,张富民微微一笑,并不解释:“登楼便知。”缓步登上西侧城墙,放眼望去,远处太行山群峰挺拔,轮廓清晰,如此景象和意境,可不就是“西瞻行翠”!再转头俯瞰城内,屋舍俨然,可见袅袅炊烟升起。
循梯而下,张富民带着记者漫步老街,百年古城,古意盎然。“浚县古城坚持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土’的原貌保护了下来,古城修复了,我们就有了发展的底气。”张富民说。
2012年,浚县启动古城保护修复项目,昔日的烟火气又回来了。独具风格的文化书店,为游客打造了一隅静谧的阅读空间;浚县坠子戏、杂技表演在古城轮番上演……人们来到这里,尽情感受古城里的人间烟火。综合收入突破8亿元、接待游客累计超680万人次,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浚县古城蹚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子。
走着走着,一座豫北建筑风格的四合院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院内仰瓦覆顶,蓝砖砌墙。“这是翰林府,相传是端木子贡七十八代孙端木涣若的府邸。”张富民说。府院内的亭台楼榭别具风格,设一处私塾,威严庄重,过去教书先生于此讲学开课。“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还带我来这里参观呢。”张富民说。时间与记忆在此叠合,沿街两侧门市传出的各色叫卖声,似乎也穿过了半个世纪。
街旁,老城居民拿出一条板凳,晒着太阳喝着茶。偶见有游客落座,便攀谈几句,聊聊家常,讲起浚县的古与今。
襟山枕河
一方水与土,孕育中原粮仓
有言道:“黎阳收,顾九州。”
浚县的“土”,更在于丰收之土地。
县域地势平坦开阔,又有运河流经,良田众多,自古便以粮食闻名于中原。丰收的沃土,孕育了浚县天下粮仓的盛名;宽阔的运河,丰富了中原百姓的味蕾。
古城老街上,文庙、县衙一字排开。县衙后面有4座圆形建筑,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圆粮仓。土圆粮仓的仓身为砖结构,圆柱形,仓顶攒尖灰瓦顶,下部东北面开仓门,上部设通风窗。仓内顶部为4层木梁架结构,梁架用木条和泥搭建,数百根木头交织搭建,交错纵横,井然有序。
“土圆粮仓,其实是一个半自动化的出粮设备,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张富民对粮仓的结构了然于胸,“粮仓在修建之前,会先用大火烘烤地面,防止返潮。之后地面铺撒白灰,最后铺设地砖。粮仓的墙壁与墙壁之间,填置沙土,吸收潮气,隔绝外温。粮仓的最下方设有一个小漏斗作为出粮口,粮栓一拉,粮食就源源不断流出。”
“说起浚县粮仓,那可有着久远的历史。隋代曾在这里建起黎阳仓,人们利用大运河漕运输送粮储。几百年间,黎阳仓规模庞大,一直是中原地区的重要粮仓。”张富民说,“2011年,专家团队对黎阳仓遗址考古发掘。依托考古发掘成果,我们还在黎阳仓旧址造了一个黎阳仓遗址公园。”
2011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浚县文物旅游局合力对黎阳仓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超2800平方米,出土大量隋、唐、宋器物。“依托考古发掘成果,浚县打造了黎阳仓遗址公园,透明玻璃雨棚覆盖,景观布道环绕,考古发掘现场尽收眼底,千年粮仓再展旧容。”浚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负责文物工作的张银波介绍。
如今的浚县粮仓,早已搬离旧址、走出古城。一座座现代化的粮仓在浚县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取代了过去的木质粮仓。粮仓内恒温恒湿、智能安防系统实时监测粮情、粮食出入库全部实现自动化……这片土地孕育出的粮食,以现代化的方式更好地滋养着老百姓的生息。
而古城老街内的粮仓,也旧貌换新颜。前些年,张富民还参与了4座粮仓的修复工作。如今这4座小型粮仓已经打造成了微型博物馆,用以展现浚县的风土人情,里面播放着大运河微电影,“土气”的粮仓日渐时尚起来。
云溪燕语卫水舟,橹桨声声入梦来。运河充沛的水流,滋养着浚县肥沃的土地。千里沃野上的颗颗麦粒,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流向四方百姓的餐桌。
传古承今
一件土泥塑,“唱”尽古朴民风
浚县的泥土会唱歌。
已是暮色四合,张富民带着记者行走古城,只为寻一曲泥咕咕的歌唱。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落日余晖划过云溪桥,浚县古城已是华灯初上。烟火腾起,古城夜市喧闹,非遗的魅力与古城的厚重在夜晚碰撞、交织。
夜市上,王红瑞从泥堆里捧出土,放在手掌揉成团,再捏成小鸟形状,拿起木棒戳好进气孔、出气孔,最后用细棒精心雕刻,晾干之后,一只泥哨子的塑坯就制作完成。
“这泥塑现在看着‘土’,穿上‘花袄’可就成了宝贝。”王红瑞说,涂上清漆的泥哨子,经过24小时烧制定型,便制作完成了。张富民把泥哨子放在口中吹响,声音悠扬动听。
浚县的“土”,还体现在土泥塑——泥咕咕。从汉代开始,泥咕咕便在浚县盛行。浚县泥咕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浚县杨玘屯村村民王红瑞捏了30多年泥咕咕,他在自家大院搭建窑炉进行烧制,妻子闲暇时间也会帮他制作。“我爷爷就捏泥咕咕,爸爸也捏,天天‘灰头土脸’,全村几乎家家都会捏泥咕咕。”从小就跟泥土打交道,王红瑞身上透着一股质朴。
“古城人气越来越旺,我们在集市上现场做泥咕咕,让人家看看浚县非遗的风采。”王红瑞拿起一个生肖题材的泥咕咕向记者展示。
话音未落,民间社火的展演队伍已经走来。马国利踩着高跷,不时向路边的游客挥手致意。社火展演的队伍沿着道路前进,舞狮队伍生龙活虎,抬歌队伍高峭奇险,高跷队伍和着鼓声一步一探,观者如云,热闹非凡。
民间社火是浚县传统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本是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民俗活动,在不断演变中,浚县百姓将音乐、舞蹈融入社火表演,日渐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活动。目前,全县近半数的村都有社火晚会。
“为了在夜游时向游客展示民间社火的风采,最近我们都在加紧排练。”作为民间社火的表演者,43岁的马国利已经表演了30多年,“排练时要一连在高跷上站6个小时,但因为有意思,也不觉得辛苦。”
“初八、十五进古城,初九、十六山上去。”每年正月,社火演出都是浚县最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路上行进的是社火演出队伍,路边摊位则摆满各式泥咕咕,其中,当年的生肖泥咕咕最为紧俏。
春节临近,马国利叫上高跷队的队友排练起了新动作;王红瑞满头大汗,忙着赶制泥咕咕;而张富民与老伴正准备一起去黎阳仓遗址公园,晒晒冬日暖阳……
记者 王 者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